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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说,我们的教材编写又受到政治家们的左右,于是乎,政治家们对于某些诗人的喜好或者偏见,就会直接反映在教材对于不同诗歌的评价和选择上。
如此一来,哪些诗被视为具有政治意义的作品,也就不言自明了。
比如说,杜甫的诗作在文化大革命之后一直受到压制,这究竟是为何呢?原因很简单,就是要为李白的诗歌让出一条路来。
杜甫的诗素有‘千家注杜’之称,其影响力可见一斑;反观李白的诗,则只有‘一家注李’。
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上头才搞出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运动。
而郭沫若为了迎合这次运动,便发表《李白与杜甫》。
批林,我是双首赞成的。
批孔完全没必要,难道只是为了批判杜甫,将他拉下马,好给李白让路吗?杜甫的诗作中充满了儒家思想,于是就给他贴上富农的标签。
那我不禁要反问一句,如李白去嫖娼,又该算是哪一类人呢?很显然我们政治家多双标。
实际上,无论是李白还是杜甫的诗歌都不能算作政治诗,但政治家们喜欢谁的诗,谁的地位就能得到提升。
那么,你们说说哪位诗人的作品更受我们的政治家青睐呢?显然不言而喻,杜甫的诗恐怕难以受到当代政治家的欢迎吧。
其实,在唐代,杜甫、李白、王维和李商隐四人的天赋不相上下。
如果将杜甫四十岁时的作品与李白的诗作进行对比,便能发现这一点。
此外,如果抹去杜甫的诗作,单就李白、李商隐和王维三人的诗歌来比较优劣,他们三个人各自有着独特的长处,其他人根本无法替代啊!
很难说谁是第一位,都不能服众。
但杜甫不一样,他的存在就他的诗为尊。”
杨涛说道。
海珍气愤地喊道:“你简直要把我气炸了!
你说了这么一大堆,我还没有听明白。”
杨涛语气缓和下来一声,回应道:“只能说明你的脑筋太过愚钝,非得让我解释得如此透彻吗?其实道理很简单,像董余辉这样的人就能很好地阐述问题。
我们这些人都是有思想、有头脑的,那些政治家休想欺骗我们。
他们应该把话说清楚些才对,毕竟我们读过不少书,也善于思考,常常能够超越课本的范畴去思考问题。
那些声称喜欢杜甫诗歌的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杜甫的粉丝。
他们之所以认为杜甫的诗好,无非是因为自己读的书比较多,心中装满了宏伟的篇章罢了。”
这时,牛涛插嘴说:“杨涛这是在给你留点情面呢。
实际上,如果想要真正喜爱杜甫的诗作,就必须对更多的诗词有所了解。
到那时,究竟谁的诗歌优秀,谁的作品拙劣,便会一清二楚。
现在很多人喜欢李白的诗,大多是受到老师、教材以及现代政治家们的影响。
他们只是略知一二,就妄加评论,实在是太过幼稚可笑。”
杨涛连忙摆手否认:“幼稚这个词,可不是我说的啊。”
“我明白了,是我太过天真了。
实际上,你说得很有道理,对于杜甫的诗和李白的诗,我仅仅只是读过《唐诗三百首》而已,就去评判诗歌的优劣,这样的方式实在是过于浅薄幼稚了。”
海珍感慨地说道。
“那场运动,对孔子的批判根本毫无意义。
早在五四时期,那些先驱者就已经指出:李白的诗立意高远,与我们相距甚远;而杜甫的诗则贴近生活,仿佛就在我们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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