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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节（第2页）

几十年前武宗皇帝龙驭宾天，大安朝的皇位哐当一声砸到了全无准备的兴献王世子头上，而接到京城的旨意后，皇帝也曾露出这种似笑非笑似喜非喜，不得不强力压抑心中亢奋的神色。

&esp;&esp;但现在有这样天大的喜事吗？现在是高兴的时候吗？

&esp;&esp;黄尚纲寒毛直竖，不由打了个冷颤！

&esp;&esp;·

&esp;&esp;喝完药后，皇帝挥手让心腹太监退下，自己又半躺着缩在了被褥中。

如此坐了片刻，他到底还是忍耐不住，又悄悄打开了天书屏幕，又一次阅读他已经重温多次，几乎可以全文背诵的内容。

&esp;&esp;而每一次阅读的体验也极为相似。

不管有多么地熟悉这一套文本，读到“高贵的克制”

、“崇高的品格时”

，皇帝仍然感觉周身舒爽百骸畅通，一口清气从头顶直灌脚心，大有醍醐灌顶之感——要不是登基多年偶像包袱实在太重，飞玄真君都恨不能往被窝里一滚，咬着床单爽到全身战栗了！

&esp;&esp;外国马屁的劲儿就是大，就是上头，就是别有一番不同的风味，仅仅只需三言两语，就能把我们老登从心底给拍美了！

&esp;&esp;喔当然，这倒不是说我们老登崇洋媚外只喜欢外国洋马屁不喜欢中原本土马屁。

事实上中原的马屁比喻精妙用典高深措辞委婉，绝不是外藩可以媲美的；但也正是因为太过于含蓄委婉，难免就失了这种开门见山毫无掩饰的强烈冲击感。

再说了，人家外藩传教士的马屁并非是有求于人违心而发，而是实实在在出自真心，这样真诚、恳切、毫不做作的舔法，怎么不让见惯了虚伪的老登大呼难得呢？

&esp;&esp;李再芳黄尚纲称许皇帝是圣主，那是私心偏爱皇帝；闫分宜许少湖称许皇帝是圣主，那是有求于皇帝；但现在就连不相干的泰西人都称赞皇帝了，那不恰恰说明飞玄真君万寿帝君的确就是至圣至明仁慈公正的古今谋划

&esp;&esp;如此沉默了片刻，刘礼喃喃开口了：

&esp;&esp;“你的计划是什么？”

&esp;&esp;“我也不是很清楚。”

穆祺很坦诚：“说实话，你不能指望我能在现在这种局面下运筹帷幄，提前几十年就预定好结局。

大多数时候我也是走一步看一步，甚至要等到后世的结果展现在眼前，才能勉强猜出事情的进展……”

&esp;&esp;他敲了敲桌子，又调出来一份资料。

比起啥都不懂只会看着洋人拍马屁然后在被褥里扭得像条特大号蛆蝇的老登，他这个现代人至少还知道穷根究底，花费偏差值翻一翻这些暴论的底细。

而果不其然，费神一翻后立刻就找出了华点——据这篇暴论引用的资料介绍，那本由洋道士斯密写成的意林风大作《中华见闻》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在中原没有激起什么反响，但流传到欧洲后却大受欢迎，直接缔造出了后世赫赫有名的“自由放任学派”

，主张以华为师，效法大安，减少管制减少约束，克制权力恢复自由，“管得最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

。

&esp;&esp;——只能说，欧陆大儒也是大儒，上头之后小嘴叭叭的很会念经。

&esp;&esp;不过大儒的水平还是有的。

斯密的原典里对“自由放任”

的论证非常粗糙，仅仅是以飞玄真君的“无为而治”

作为证据。

而后世的欧洲学士们就非常专业了，他们设法弄到了大安内阁的档案，在详细统计后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虽然甲寅变法后整个国家的经济在快速繁荣，生产活动日益复杂，但内阁处理的公文却并没有明显的变动；如果以公文的数量来衡量政府的权力，那么经济发展居然并没有导致权力的扩张——这还不能说明大安朝廷“高贵的克制”

吗？

&esp;&esp;能开宗立派的人就是不一般，你看看这反思的角度和方法，不比纯粹硬舔的低端货色高明到不知哪里去了？要不是身处其中明晰根底，恐怕穆祺也要被忽悠得精神错乱。

&esp;&esp;不过没有关系，欧陆大儒念的经准不准是一回事，人家找出来的事实又是另一回事。

从公文数量来判断政府权力确实是非常精妙的思路，如果变法几十年经济扩张十几倍后公文数量居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那只能说明一件事——

&esp;&esp;“变法没有触及根本。”

穆祺平静道：“国家的制度仍然是落后、保守、腐朽的，这种草台班子一样的朝廷根本没有办法处理过多的事务。